以今日男女平等的习俗来定，我们国歌的曲作者、人民音乐家聂耳可以算傣族人。因为他的母亲是傣族。
　　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常有—位更伟大的母亲。
　　老辈认识聂家的人，或者到昆明那条不起眼的端仕街的小药铺成春堂看过病的人，都会说聂耳的母亲是位很了不起的女人。当然，那时聂耳叫他的原名聂守信，母亲则叫他“信儿”。
　　到处遗存着古老痕迹的端仕街的中端，有一个不会被陌生人注意的药铺，它门框上悬着的油漆剥落的抬牌“成春堂”是正楷书成的。入门后，左边是柜台，右边紧紧巴巴塞下两条供病人坐等的条凳。柜台后倚土墙立着药柜。引人注意的，是柜旁那张旧藤椅上坐着接诊病人的医生，却是一位女人，这在当时的高原古城是唯一的。
　　这位四季身着素衣黑裙、绾着圆髻的中年女医生，额头很高，淡淡的秀眉下深邃的眼睛略略下斜，显出了聪慧和在长期生活重压下透出的几许倦容。她一人接诊号脉、开启处方，还过秤抓药。她小有名气的医术，使那两条长凳上常有候诊病人。
　　她就是聂耳的母亲。
　　她的父亲是早年因贫困由暹罗逃难来的傣族人，姓彭。而他的先辈，据说又是由云南逃难出去的傣族人。父亲全家逃难到玉溪县，为人帮工。当时女儿已经十多岁了。
　　从没进过学堂的女儿却聪颖过人。除做家务做针线外，最感兴趣的事便是看着哥哥读书写字，渐渐，她也能读能写起来，读通了《百家姓》、《三字经》、《女儿经》等。
　　这位慧娴的傣家女，17岁嫁给行医的聂鸿仪先生做填房。据说，仅几个月她便熟记了柜上种种药草膏丹的性能功效与禁忌，并向丈夫请教起《医学三字经》、《本草纲目》来了。从制药、配药开始，后来便可以诊脉开方了。渐渐，竟也参与了诊疗疑难杂症。
　　她成为丈夫的贤内助，操持好家务。她又是丈夫的好帮手，能诊病配药。这使聂鸿仪下决心到昆明来发展事业。
　　本来，“成春堂”在夫妻二人的完美合作下，很可能发展起来，岂料小儿子守信刚四岁，聂鸿仪急病逝世，把全家重担推到她肩上。
　　她刚强地独自撑起“成春堂”。为取得合法资格，从未进过学堂的她，经过十多个月的奋发自学，同时凭着她这多年的丰富实践经验，在行医资格认证的严格考试中，顺利通过，得到行医执照，据说这是滇云全省首张颁给女中医生的执照。
　　兵患。灾荒。苛捐杂税。那是一个黑暗岁月。以一个终是羸弱的女人之躯，要养活五个孩子，谈何容易，她除了独力完成“成春堂”业务，如进药制药诊病之外，还不得不接一些女工活计，如绣花、缝制衣帽，甚至给人洗衣洗被……
　　“成春堂”店面狭小，又置小街，来求医的多是不敢去大堂阔店寻名医的穷苦人。他们，或在拖延中已病势很沉，或仅是些微小病痛……
　　善心的“成春堂”女医生，不管有钱没钱、病情轻重，她都尽心救治，倾力相助。很多时候，她还免去穷苦病人的费用，还供给饭食，甚至想法为远处患者筹措返乡路费。在老辈知情人中，都知道她是一个有菩萨心肠的好医生。
　　她还会讲许多故事，会唱许多民歌。正是这些艺术因子落到聂耳的幼小心灵里，为他布下最初的绿荫。母亲是他启蒙的导师……
　　聂耳不仅受到母亲最初的文艺哺育，更受到了做人的影响。母亲的品性，尤其是那种不畏艰难、肯于上进又彻明事理的精神，影响了聂耳一生。
　　儿子长大了，母亲变老了。她仍无怨无悔地为下一代奉出自己的一切，直到这天，她突然得知聂耳上了国民党省党部通缉要犯的名单，而且是头一名，她才明白儿子真长大了，在干着大事业。当她知道儿子因提前得到信息，被密友藏在一个安全地方逃过劫难，她欣慰地笑了。然而，人们说她的头发也突然白了许多。
　　“成春堂”被搜了个底朝天。她带领全家不吐露一个字。人们说，从此她眼里多了许多坚毅。
　　偌大的高原已经没有儿子的容身之处，她决然变卖了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为儿子凑够路费，秘密送儿子逃往上海。
　　临行前夜，在一场暴雨掩护下，聂耳暗中回到“成春堂”，向母亲家人和最亲密的朋友告别。
　　当她把借来的几元银洋递给个把月未见的儿子时，儿子同时看到日夜思念的母亲已是满头白发……
　　他们都不会想到，这个夜晚是他们的最后的相聚。
　　聂耳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离开昆明的。他乘小火车走向大世界。
　　那时，慈祥的母亲伫立窗前，昏花的眼眸一直望向远方，仿佛要把沉沉黑夜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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