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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文创字走滇西
作者:周耀文 t    点击率:3640  转自:中国民族报电子版|http://www.mzb.com.cn/ 更新时间:2012/8/9 10:39:13
  1957年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云南下关白族地区调查时合影 资料图片

  50年前的8月17日,新华社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内容是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文调查工作者在云南经过5年多的调查研究,帮助傣、景颇、傈僳、佤、哈尼、拉祜、纳西、苗族等8个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了12种文字。两天后的8月19日,《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六工作队,对新疆7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工作已告结束的消息。

  两条简短的消息,表明了新中国在发展民族语文工作方面的探索与成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真心诚意实行民族平等,帮助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一心一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光如梭,岁月荏苒,50年后的今天,曾亲历当年民族语言大调查工作、参与改进傣文工作的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周耀文为我们撰文,他以年逾八旬时所作的《八旬自勉》七律中的一句“修文创字走滇西”为题,回顾了50年前那段艰辛而又很有意义的岁月。

中央发出号令,要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改进文字

  我于1951年7月从中山大学语言文学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言所成立于1950年,所长是罗常培先生(1899年至1958年)。我一进所就被分配到第四研究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当时组长是傅懋责力 先生,组员有陈士林、喻世长、王辅世、王均、徐琳和我等,我是初出校门最年轻的一个。1952年又调来罗季光先生,此后,先后调来张均如、欧阳觉亚、梁敏等同志。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傅、罗、陈、喻、王、徐等老一辈民族语言调查的开拓者都已先后逝世,但他们所开创的事业依然惠及后人。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在民族事务方面作了6项决定,其中第5项是:“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指导和组织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这是中央为帮助少数民族创立和改进文字而发出的第一个号令。号令一发出,文教委很快设立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并开始组织调查研究民族语言,部署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文字的工作。国家语言文字科研部门更是热烈响应,开始派遣一些调研人员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

  1952年初,在傅懋责力 先生的率领下,我们来到云南。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语言、文字种类最多的省份。调查少数民族语言,帮助少数民族改进、改革、创立文字,云南是一个重点。

  面对这么多种语言文字,先调查哪些民族语言文字,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对此,傅先生早已胸有成竹,他采取了普遍了解和重点调查(记音)相结合的方式,先对全省的民族语文做一个全面的摸底调查,同时重点记录西双版纳的傣语、傣文,不到一年时间便基本了解了全省的民族语文情况。我和徐琳在傅先生的指导下分别重点调查德宏地区的傣语、傣文和白语、傈僳语、傈僳文等。不久,云南民族学院成立了民族语文研究室,调来几位懂傣文、傈僳文、景颇文的民族干部和我们一起工作。我和从潞西县调来的多坤先生合作记音。多坤40多岁,傣文程度很高,也懂些汉文。我们合作得很好,我一面和他记音,一面向他学习傣语、傣文,所以工作进展很快,两三个月时间便记下三四千个词和数百句语法例句,接着还填写了音节结构表,归纳出芒市话的音位系统和老傣文的表音形体、表音系统。将现代口语的音位系统与原用傣文声韵母的表音形式对比,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原用德宏傣文有着严重的缺陷。多坤是一位积极主张改进傣文的傣族上层人士,因此,我和多坤在傅先生的指导下,拟订了一个德宏傣文改进方案,以备今后讨论傣文改进时参考。

  1952年9月,我奉傅先生的派遣,第一次到保山专区傣族聚居区潞西县调查傣语。为了深入了解傣族民间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和学习傣语,我在县里招待所住了10多天后,便背着行李到松树寨的傣族农家居住,还不时到附近别的寨子串门。傣族是一个全民信仰佛教,勤劳、善良、好客的民族,我所到之处都受到主人热情的款待。尤其当他们听说我是来学习傣语的,又见到我能说几句傣语,能写几个傣文字母,对我就更加热情。

  潞西县坝区属亚热带气候,农民家家户户种植水稻。因气候好,品种优良,产量也高,故素有“芒市谷子,遮放米”的誉称。我住的傣家天天吃米饭,我出生在广东穷县,从小喝稀饭长大,现在吃到这么好的大米饭,不用就菜,连吃3碗还不够。

  1952年12月,当我在松树寨“蹲点”方酣时,忽接县政府通知,要我于12月20日前到达保山,列席参加即将举行的保山专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并参加在此时召开的傣文改进会议。当时的保山专区民族联合政府根据中央精神及傣族上层人士刀京版(后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第一任州长)、思鸿升、多坤等提出的“改进傣文”的要求,于12月25日成立了“保山专区傣族文字改进委员会”,推选刀京版为主任委员,方克先、思鸿升和我为副主任委员,刀永安、孟守义、伍古纳、多坤等37人为委员,并召开第一次傣文改进会议。会后由我根据大家共同的意见,草拟了一个改进草案,报请保山专区政府分发给保山专区各县,征求傣族各界人士意见,准备明年正式讨论通过。

  1953年7月24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成立(1956年改为自治州),傣文改进委员会也在此时举行第二次傣文改进会议,对第一次傣文改进会议拟订的草案进行讨论。会上大家意见比较一致,改进方案很快就通过了。这次傣文改进方案增加了一个表示声母的字母[f],补充了39个韵母形式(跟原用韵母形式相近,但又有区别,形体协调)和6个点撇式声调符号。这六个声调符号中,>是新创的,:和·是老傣文中一些字词就已用过的,ˇˋˊ是从汉语注音符号借来的。这样一来,第一次改进方案既克服了原来傣文一字多音多义的缺陷,又保持了原来字形的基本结构,新老字母、韵母形式浑然一体,所以傣族上层、宗教界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都感到满意。1954年6月10日,改进方案经中央民委批准试行。

  德宏傣文改进方案获中央民委批准试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帮助少数民族改进文字的首例,1954年6月,新华社报道了这个消息。罗常培先生特地写信,表彰我们在帮助傣文改进中取得的成绩,并指示说:“在原有文字基础上进行改进,要注意新老文字的衔接关系,不能大刀阔斧,不能另搞一套新的拼写系统。”   

  德宏傣文改进方案获批准试行,首先受到了同一民族而使用不同方言文字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府和傣族知识分子的重视。西双版纳傣文被称为[to-tham],意为“经书文字”,原只用于佛寺传教,后随教徒还俗使用而逐渐扩大用于民间。西双版纳老傣文的缺点正好与德宏老傣文缺点相反。德宏老傣文的主要缺点是书面韵母少于口语韵母,用45个书面形式(常用的)来表示口语的84个韵母,缺39个,所以一字多音、多义十分严重。西双版纳老傣文缺点是书面的声母、韵母形式多于现代口语的声母、韵母,韵母形式约有210个之多(据刀世勋整理统计),而现代口语常用韵母只有91个,所以同音异字多,给初学者带来困难。因此,西双版纳州领导和傣族知识分子也希望西双版纳傣文得到改进。他们知道傅懋责力 先生正在调查研究西双版纳的傣文,便要求傅先生拟订一个西双版纳傣文改进方案。傅先生接受这个意见,并于1954年带领当时在昆明一起工作的傣语调研人员刀忠强(傣族)、童玮到西双版纳州政府所在地允景洪,与州政府领导和傣族知识分子共同讨论修改傅先生草拟的“西双版纳傣文改进方案”,最后经傣文改进委员会讨论通过,呈报中央民委审批。

全面开展的民族语言大调查

  周耀文在民族地区调查时与少数民族群众留影 周耀文 供图

  1954年春,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等率人到云南进行民族识别工作。语言是民族特征之一,是区分不同民族的一个重要因素。我是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欣逢“民族识别”盛事,参加这项工作更是义不容辞。

  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组分成几个组,我被分配在以林耀华先生为组长的小组,到文山专区(现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调查。我们到文山后,先请专区政府介绍本区的民族分布情况,并向专区政府索取他们已掌握的“民族”名称表,作为我们需要识别的“族群”的参考。我记得当时的“民族”名称表中有汉、沙(自称“布雅依”)、侬、岱、布土、仡佬、苗、瑶、回、罗罗、泼罗、墨么、腊罗、腊罗泼、隆安、蔗园等10多种。识别一个“民族”,需要对这个“民族”的语言、社会形态、风俗习惯、心理素质、历史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与其他有关系的“族群”作纵横比较、综合研究后,先提出是否需要确立为一个单一民族和用何名称的初步意见,报请省、中央审核,再经本自治区、州、县人代会讨论认可之后,才能最终确定下来。在当时情况下,我们所识别的“民族”,当是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共同体——广义的民族;而不是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已形成为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狭义的民族。因此,当时识别“民族”、确立“族称”(民族成分)的依据主要是靠不同“族群”之间的语言、历史的亲缘关系。例如把文山专区的沙、侬、岱、布土归并于广西的壮族(后来按自己要求,岱认同于傣),把泼罗、墨么、罗罗、腊罗、腊罗泼等归并于云南别个州县的彝族,都是因为他们之间各有着语言和历史的渊源关系。至于把隆安和蔗园认定为汉族,则是因为他们讲的话都属于汉语粤方言中的不同土语。

  1955年上半年,傅懋责力 先生陪同来我国帮助改革、创制民族文字的苏联顾问谢尔久琴柯教授到昆明考察。谢尔久琴柯对两种傣文的改进表示肯定,特别是对傅先生制订的“西双版纳傣文改进方案”敢于突破原来的字形结构,重新制订一套新的拼写系统更是大加赞赏;但对德宏傣文改进方案中仍保留的一些在口语中已用不到的声韵母和用点撇式符号表示声调却提出意见。他认为用点撇式符号表示声调麻点多,不好看,也不便于打字排版,如果改用字母式调号表示更好。谢尔久琴柯提出的意见是站在彻底修改、另创立新的系统的立场来看待的,从教学观点来看,当然是好的,这跟傅先生和我原来的意见是相同的。因此我们一拍即合。当年12月,傅先生又派我到德宏州府芒市,以苏联顾问对德宏傣文改进方案提出修改意见为名,促请州政府召开第三次傣文改进会议。这次会议,把改进方案中的元音字母在音位系统中表音不一致的都改顺了,系统化了。对此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并无什么争议,因它没有改变原来字形的基本结构。但对于把附加的声调符号>:ˇˋ·ˊ改为新创的独立的声调字母r e a v c(r a v 3个调号,傣文写法是与之相应的手写体),连接于字后,改变了字形结构,扩大了新老傣文的差别,原懂老傣文的民族上层和知识分子,内心很不乐意,因不好背逆苏联顾问的意见,只好勉强同意。 

  1956年4月,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筹备处在北京成立。同年5月,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有关单位共700多人组成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全国各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语言普查,指派罗季光、和即仁(云南纳西族)同志为第三工作队正副队长,进驻昆明。我任傣语调查组组长兼管一些哈尼语组工作。

  1956年底,为了迎接1957年3月在昆明举行的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字科学讨论会,准备一些未调查过的民族语言材料,以决定是否需要创立文字问题,我和陈福全同志(第三工作队队员)两人一起到梁河县丙界乡射香村和盈江县第三区户撒调查阿昌语。当时时间很紧迫,来回连乘车、走路和记音时间只有两个月。回昆明后便匆匆写了一篇《云南阿昌族的语言情况和文字问题》的调查报告,提出阿昌族不需要创立文字的意见。根据是:阿昌族人口少(当时只有1.4万多人);青少年大都会说当地汉语;方言差别大;群众都愿意学习汉文。

  1956年11月12日,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成立。12月29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并向云南增派了一些调研人员。


民族语文工作

  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满两个民族通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均有自己的语言。新中国成立前,19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制定了“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等法律、政策规定和少数民族文字“创、改、选”的方针,即对没有文字或者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帮助他们创制文字,或者由他们选择一种现有的适用的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和需要改革文字的民族逐步充实和改革文字。根据“自愿自择”的原则,上世纪50年代,国家先后帮助壮、布依、苗、彝、纳西、傈僳、哈尼、侗、佤、黎等10个民族创制了14种文字(含苗文4种、哈尼文两种),帮助傣、景颇、拉祜3个民族改进了文字,帮助维吾尔、哈萨克两个民族改革了文字,一些民族选用了汉文或其他民族文字。

  新创的文字,大多数经过试行或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新创彝文效果不佳,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四川彝族换用了在老彝文基础上经过改进的四川规范彝文。改革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推行的效果不理想,198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全面恢复使用老文字,新文字作为一种拼音符号予以保留。

  改进的傣文(德宏傣文、西双版纳傣文)、景颇文、拉祜文,除西双版纳已恢复传统傣文外,其他均在继续使用。进入新时期后,民族语文工作得到了恢复并有新的进展。其重要任务是:继续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民族语文政策、法令;保障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和发展;加强人才培训、充实发展民族语文工作队伍;促进民族语文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进一步发展民族语文的翻译、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等。少数民族语文在政治、生活、教育科研、文化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

几经周折的傣文方案修改

  1957年3月19日至27日,“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字科学讨论会”在昆明召开,大会通过了新创制的傈僳文、哈尼文(两种)、载瓦文、纳西文、佤文6个文字方案和在原用的拉丁字母基础上改进的拉祜文字改进方案。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提供了一部由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署名拟订、由我执笔撰写的《云南省傣纳文字改进方案》(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南方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民族文字改进方案,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1963年上半年,我受德宏州教育局的邀请,到潞西、瑞丽、盈江等县调查傣文的使用情况和对傣文改进方案的意见。因当时听到许多原懂老傣文的傣族上层人士、知识分子、农民群众对新傣文把第一次改进方案的声调符>:ˇˋ·ˊ改为调号r e a v c很有意见。因为老傣文原来不表示声调,现在除了第一声调(不标调号)外都要在字后加上一个表示声调的新字母,改变了原来字形,拉长了字的长度,破坏了原有傣文的字形结构,扩大了与原有傣文的差别,不利于区分音节,不好认读。调查组经过数个月的广泛调查,先后召开了10多次农村干部群众座谈会、小学教师座谈会、城镇干部座谈会,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8月初,在自治州州长、傣文改进委员会主任委员刀京版的主持下,召开了第四次傣文改进会议。会议根据各方面人士的意见,经过认真的讨论,决定在第二次改进方案的基础上再作一些补充修改。主要是:把5个调号r e a v c改为‥ˇˋ·ˊ;恢复韵母[o]和[ia]在第一次改进方案中的书写形式;补充了3个汉语借词声母[kh]、[tsh]、[n]。修改方案通过后,即由州政府报省政府备案,1964年起施行。

  1964年我和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刀世勋、陈相木同志到西双版纳州调查新老傣文的使用情况和了解傣族干部、群众对傣文改进方案的意见。因改进后的新傣文的字形结构跟老傣文差别太大,学懂了新傣文看不懂老傣文,不利于傣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以懂老傣文的知识分子很有意见。老傣文的字形结构是:声母居中,元音符号可以放在声母上边,也可放在声母前边,韵尾则放在声母下边或后边,声调符号ˋ和ˇ则放在声母上头或右上角。字形呈 或 或 等形式;而新傣文的拼写格式则是声母在前,元音字母居中,韵尾在后,或元音字母在前,声母居中,韵尾接后,新创的字母式调号置于最后,声、韵、调字母都排在一条平线上,排成000或0000或00000的形式。所以群众形象地比喻说:“老傣文像一朵花,新傣文像排队。”因此,懂老傣文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傣文水平高的知识分子对改进的另搞一套拼写系统的新傣文很不满意,许多人提出恢复老傣文或重新修改傣文的意见。我记得当时刀世勋同志曾对我说过他的意见:在老傣文民间通用字[to-teu-m]的基础上进行简化规范,保持老傣文的“一朵花”的字形格式。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见,但因当时各界意见分歧较大,没有取得共识,只好维持现状,直到1985年5月25日自治州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才通过了使用老傣文的决议。但新傣文也已有50多年的历史,如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当是州政府教育部门需要解决的。

  1966年夏,“文革”爆发,中国科学院云南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撤销,我也回京。“文革”10年浩劫期间,云南民族语文工作全面停止。云南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和云南民族出版社被撤销。我主编的《德宏傣汉词典》和刀世勋主编的《西双版纳傣汉词典》停止出版(稿子在“文革”中丢失)。上世纪50年代中期才诞生的新创文字,经不起“文革”的冲击,自此一蹶难振,有名无实,南方民族语言调查工作也以此告一段落。进入新时期后,国家民委和中国社科院又联合组成调查组到云南省调查傣文等的使用情况,我应邀以顾问的身份参加调查,此为后话,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本文责编: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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